胡葆森董事長對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實錄）

        轉載自:中原網

        中原網3月8日北京訊(中原報業傳媒集團全媒體新聞中心特派記者 朱霖 郝莎 付倩 殷海濤) 主要內容：城鎮化應區別于城市化，合理調控購房政策。

        胡葆森：我想講四句話：第一，感謝；第二，報喜；第三，體會；第四，建議。

        李克強總理在河南工作將近7年時間，你的思想和工作成果如今都在河南開花結果了。剛才馬市長也講了沒有你提出“大鄭州”的思路就沒有今天的鄭東新區和鄭州新區，沒有“三化協調發展”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兩不三新”以及城鄉統籌這樣一條新路。另外，您當時提出的“中原城市群”現在已經成為“中原經濟區”，并上升為國家戰略。我在九年前親耳聆聽您在政協常委會上，當時還在當省長的時候講到小麥經濟講了半個多小時。所以沒有您對農業的重視就不可能有河南連續九年的糧食產量增長。

        您當時提出構建“中原城市群”也是我在構思企業下一步發展戰略的時候。我堅定了扎根河南，在河南發展的道路。現在在中國地產界也發展成了“建業模式”。從鄭州走向17個地市，現在又走向108個縣城，這條路也走得非常堅定。

        李克強：你的企業現在進了幾個鎮了?

        胡葆森：現在已經進了兩個鎮了，像許昌鄢陵的陳化店鎮，還有禹州的神垕鎮。我從2002年走出鄭州的時候就提出“讓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經過11年的戰略推進，我們秉承著“根植中原，造福百姓”的價值觀，去年的銷售突破了100億。在建面積達到400多萬平方米，進入中國開發企業的30強，民營開發企業的前15強。去年一年交了15個億的稅。 房地產行業是一個不太受社會尊重的行業，但我自己連續7年在河南被評為最受尊敬的企業家。我們計劃再用10年的時間進入河南的100個縣城，在這個過程中也至少會進入100個鄉鎮。

        胡葆森：再用10年，進入河南的一百個縣城，在這個過程中，至少要進入100個鄉鎮，所以走了這么一條道路，我的體會就是，城鎮化不同于城市化，在城市化的基礎上要把城市的各種研發成果，各種要素向中國更小的城市、更基層的鄉鎮推進，資源延伸的一種過程，而城市化是各種資源要素向大城市集中的過程。城鎮化不是城市化，城鎮化不是房地產化，另外，城鎮化是長期推進過程，我想在中國至少還需要15到20年的時間，特別像河南這種城市化率比較低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就像那天趙書記在我們這討論時說的，一個國家找到一條道路不容易，一個省找到一個符省情的道路也不容易，企業也是一樣、個人也是一樣，所以我們有幸找到自己這么一條正確道路，我們下一步會堅定既要做城鎮化的推動者還要做社會價值的建設者和民族振興的責任者，但同時我們又是城市化資源配置效益的受益者，所以作為一個地產開發企業，在城鎮化推進過程還是大有可為，盧書記多次表揚我們使土地從農民手里解放出來，農民從土里解放出來，這兩大解放。城鎮化革命中，我們作為開發企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是覺得大有可為。

        最后利用寶貴時間提幾條建議，09年我們河南開始開發產業集聚區的探索模式，它是一個產業集中區，又是產城融合的示范區，結構合理，就業充分，我個人感覺，這個經驗應在全國范圍內，什么時候推廣，有推廣價值，至少應該作為全國城鎮化的一個實驗區，示范區，政策上給予支持，允許河南先行先試，避免在全國范圍內重復交學費。

        第二個建議，我想強調兩個毫不動搖，16大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那天在小組討論我們說到，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但提到民營經濟的時候，鼓勵支持并引導，“引導”這個詞兒呢，已經提了10年了，對非公經濟引導這個詞，還是有研究和修正的價值，“引”導一詞兒，容易被誤解成是一種歧視。

        第三條，16大提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

        李克強：如果說，我們要用這樣的話講，要創造國有企業民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競爭的公平環境。

        李克強：要創造國有企業、民營經濟平等競爭的公平環境。

        胡葆森：我們一直在說公平，但是推行一些條例結果并不好，我意思是在這方面還有探索空間，在準入機制上，很多領域非公經濟還是不能進入。在創造力方面，民營企業也不亞于公有制經濟。

        第三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政府工作能夠更有機融合。現在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方面看不到量化的指標，沒有清晰的評價標準和考核監督機制。一個國家再強大，也需要有信仰，才能得到尊重。

        房地產市場“十二五”提出的3600萬套保障房再有三年，房子問題將得到根本解決，市場歸市場，保障歸保障，我建議像2006年提出的“90/70”政策就應該停止了，比如市場下2000萬買了一畝地，還要蓋90平米以下的房子，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還有前年的“限購”，等供應結構趨于合理，房價遏制住后，應該作為階段性調整政策，不應是長期政策。

        最后希望農民在“兩個解放”過程中，能成為最大的受益者，收入差別分配，應該讓農民成為最大受益者。